前段時間，媒體總結出的一條“中國式相親鄙視鏈”火了。在北京，“京籍京戶”“中心城區(qū)及教育高地房產(chǎn)”“男性海歸”“女性本科”，被認為是相親市場中最具競爭力的指標。一些相親者不僅敗在房產(chǎn)、戶口等硬件上，還因為某些無厘頭的理由被淘汰，如因“十羊九不全”的民間說法，1991年出生的屬羊人士備受歧視。

對此，批評之聲眾，但社會的評價真的做到客觀全面了嗎？相親角背后還有哪些深刻的社會背景？這些列出苛刻條件的家長，內(nèi)心到底是什么想法？

帶著這些問題，南都評論記者(以下簡稱“南都”)專訪了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孫沛東博士，她著有《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發(fā)相親”》、《時尚與政治：廣東民眾日常著裝時尚(19 6 6 -1976)》等，對相親角和父母代理相親領域有著深入研究。

相親角是婚姻市場

南都：您專門做過相親角方面的研究，現(xiàn)在公眾都像到動物園看奇怪動物一樣看待相親角，對這個您怎么看？相親角是怎么發(fā)展來的？

孫沛東：

相親角是指近年在中國大中城市的某些公眾場所(如公園等)出現(xiàn)的免費相親場所。我將其稱為“白發(fā)相親”，它是一種非制度、非正規(guī)的婚姻代理方式，指父母代替子女在相親角尋找結婚對象這種新型的擇偶模式。簡言之，它是一個融合著各種欲望、講求實力、市場力量作用其間的婚姻市場。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市場化浪潮席卷中國內(nèi)地，民眾不再憚于言商言利，而是將對物質的追求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同時市場力量也直接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最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

相親角是怎么來的？

選擇公園這種公共空間來解決婚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路徑依賴。中國大陸最早出現(xiàn)相親角和“白發(fā)相親”現(xiàn)象，是2004年9月在北京的龍?zhí)豆珗@。而在1980年代，北京龍?zhí)豆珗@就曾經(jīng)聚集很多為自己尋找配偶的回城青年，相親角的父母曾在上世紀70-80年代回鄉(xiāng)大潮中回到自己出生成長的城市，成為“大齡青年”的他們也曾在公園中聚集，為自己尋找配偶，這是“自發(fā)相親”；20多年后，子女長大成人進入擇偶階段，他們又自發(fā)組織了“相親軍團”，這次，他們是“白發(fā)相親”。由“自發(fā)相親”到“白發(fā)相親”，公園相親這種解決辦法具有實際操作性層面的路徑依賴。

南都：

人們?yōu)?ldquo;相親鄙視鏈”現(xiàn)象而震驚，事實上這是一直存在的，在您的研究著作里也很細致地講述到。如今媒體報道出來后，還有如此巨大的影響，您覺得這背后有什么社會原因？為什么大家會被如此觸動到？

孫沛東：

在今日之中國大陸，焦慮已經(jīng)成為社會的普遍心態(tài)，或者說“普遍的社會性焦慮”在蔓延。當我們的衣、食、住、行這些基本的生存環(huán)節(jié)都遭遇到莫大風險之時，我們很焦慮。

高房價、高生活成本、蟻族、裸婚族、權力和金錢的代際傳遞……從90年代中期到如今，人們的財富差距由萬元級、幾十萬元級轉向千萬元級。在很多普通民眾看來，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入“錯”行業(yè)，沒趕上好機遇，即使通過自我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xiàn)個人的既定目標。老百姓不假思索地懷疑權力和財富，同時又熱衷于追逐權力和財富。我們生活在互不信任中，充滿了焦慮和恐懼，并不斷地飲鴆止渴。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心態(tài)怎么會平和？我的書名“誰來娶我的女兒？”正是這些公園相親角多數(shù)父母失望而無助的呼號，這句話背后難以按捺與排解的正是這種“中國式焦慮”。

南都：

確實，“相親鄙視鏈”及其受關注背后，其實都是社會焦慮，我個人認為本質上并不是“鄙視”，尤其是戶籍、房產(chǎn)等設置，其實是在這個社會生存的基本保障，尤其是北上這類一線城市。如果說高考是改變社會階層的第一條路，那么婚姻則是人生較容易的第二次機會。就像古代王朝，王族只和王族聯(lián)姻，現(xiàn)代的社會層面也是如此。高層次的父母竭盡全力阻止跨層次的流動，而低層次的父母拼盡力氣促成跨層次婚姻。而這些“相親鄙視鏈”背后，是否也是當前這個社會階層流動凝固的映照？

孫沛東：

相親角以階層內(nèi)婚為目標的擇偶標準表明整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進一步降低，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轉型期社會層次壁壘已經(jīng)強化和社會結構業(yè)已固化?；榕淠Ｊ绞呛饬可鐣Y構開放程度的一個指標，可以通過婚配模式的變遷，透視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對相親角的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了十分明顯的以社會層次內(nèi)婚為目標的擇偶偏好。

從相親角的“白發(fā)相親”者所處的社會層次來看，我們斷然看不到權貴和巨富，這里也沒有赤貧階層的身影，有的大致是兩類人：一種是比較富裕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另一種就是普通市民。因為這個婚姻市場的準入門檻較高，城市貧民和農(nóng)村人被徹底排斥在外。從相親角的社會分層，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社會群體固化的現(xiàn)實。

G D P高速增長、社會福利和保障羞羞答答地滯后；人們迫切需要通過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擇偶與婚姻中的經(jīng)濟考量日益深重；沒有愛情，也沒有時間和心情談感情，物質條件只要合適，就先“解決對象問題”。由此，在婚姻市場上，以經(jīng)濟條件為基礎的層次內(nèi)擇偶趨勢占據(jù)主導地位，整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也降低了。

簡言之，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不管是以先賦性因素還是自致性因素衡量，改革以來都出現(xiàn)了同質婚的回潮。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面對轉型過程中日益分化的社會結構和高度不確定的市場，人們?yōu)榇_保自身和子女的生活水準，在擇偶過程中會謹慎地考察對方當下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和未來的發(fā)展?jié)摿Α?/p>

婚姻和新時期生活形態(tài)

南都：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很無趣也很殘酷，婚姻向來就是一種經(jīng)濟關系、是一種交換，和愛情關系不大。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尤其是女性獨立程度的提升，這種經(jīng)濟關系得到改變的情況下，未來婚姻是不是會破除這種利益的交換關系？

孫沛東：

在相親角中，待嫁的女青年遠多于待婚男青年。這些待嫁女青年被稱為“剩女”，主要可分成三類：主動不婚、排斥婚姻和恨嫁型。遇不到對的人，“不婚族”主動選擇“剩下”，對未來生活有明確預知。目前的單身生活也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不快樂，這也是女性獨立人格的體現(xiàn)。恨嫁者希望快點找到另一半，卻往往難以從上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愛中走出來，凡是遇到的男性都不自覺地和原先那位做比較。排斥婚姻的人則會認為，從婚姻中得到的好處正在減少。

經(jīng)濟獨立、人格獨立、愛生活、會生活的“剩女”的出現(xiàn)是件好事。隨著工業(yè)化、商品化、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婚”“剩女”已經(jīng)成為一種世界趨勢，它是女性追求自我的必然現(xiàn)象。一個內(nèi)心真正強大，不被周遭言論左右的未婚女性，應該被寬容自由的社會所接受，用不著給予什么憐憫，因為感情這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南都：

在戀愛婚姻早已自由的今天，似乎越來越開始復古了。除了這種由父母代理的公園相親，還有前段時間很火的一個相親節(jié)目叫《中國式相親》，號稱“一人脫單，全家光榮，有爸媽更放心”，但是也是批評之聲很多。子女越來越愿意父母介入自己的愛情婚姻之中，成為自己的代理人，這種現(xiàn)象怎么解釋？

孫沛東：

通過“白發(fā)相親”這種現(xiàn)象，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市場化背景下中國城市家庭結構的轉型：由“非市場化”向“市場化”轉型。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結構對家庭生活有著復雜的間接影響，其中，從包辦婚姻到自由戀愛婚姻是官方贊成的一個家庭變化，由此，青年人自主選擇配偶的能力被提高了。

1978年以后引入的市場化改革，在我看來，由此可能導致家庭的資本主義轉型，或者“市場化轉型”。首先，住房商品化和市場化，使住房成本變成了普通城市家庭開支的最大項。普通白領單憑自己的工資積蓄，基本無法支付購買婚房所需。

一般城市家庭必須拿出兩代人的積蓄才能達成這一目標。房子變成了高懸在待婚男女及其父母頭上的“地上河”，壓力和焦慮無時不刻積聚在他們的內(nèi)心。國家推行的這種住房制度的市場化客觀上將城市個人和家庭推向了市場，這種外在壓力與他們內(nèi)心壓力的合力，使得社會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和邏輯也呈現(xiàn)出市場化的特征，因此，相親角的擇偶實踐中展現(xiàn)出市場化邏輯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私有化市場化改革也使家族或私營企業(yè)變得更加普遍，增加了家庭積累財產(chǎn)的可能性；此外，對于大多數(shù)城市獨生子女家庭來說，家庭財產(chǎn)的繼承不是困難的事情。因此，城市居民，尤其是收入與房價等生活支出相比不高的普通白領必然徹底地依附于家庭，“白發(fā)相親”之所以行得通，客觀上得益于這種依附關系。

另一方面，待婚男女的工作不再是計劃經(jīng)濟時期由國家安排，而是自己在人才市場上自謀出路；合同聘任制的實施又使得他們隨時面臨工作變換和升職壓力并存的局面，待婚群體經(jīng)受的來自就業(yè)市場的壓力不言而喻。此外，在市場化的大制度環(huán)境中，現(xiàn)代企業(yè)和事業(yè)單位內(nèi)部分工愈來愈嚴密，工作空間縮小，工作團隊范圍縮小，大大縮減了可選性。

最后，城市的空間不斷擴大，房價高企，造成很多人居住地與工作地之間空間距離拉大，每天花費在公共交通上的時間和精力無疑從客觀上“剝奪”了青年人對于婚戀大事的投入。

總之，市場化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外在安排，對城市家庭和個人產(chǎn)生了直接和間接的重大影響，中國的城市家庭出現(xiàn)了“市場化轉型”。

誰來關注相親角的父母

南都：

很多人并沒有真正審視相親的家長，更多的焦點放在了他們的子女以及看起來有些奇葩的條件。那我們現(xiàn)在認真看看這個群體，他們是誰？他們有什么特征？那些年輕人看起來很奇葩的條件，為什么會為這些家長所看重呢？

孫沛東：

從我在相親角做的實證研究來看，這些代替子女相親的父母，年齡介于50-70歲之間，絕大部分是本地人?？傮w而言，他們都是1949年以后成長起來的一代，大部分人曾經(jīng)上山下鄉(xiāng)、經(jīng)歷過“文革”。

“白發(fā)相親”這個群體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多數(shù)人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較低；六成以上是企業(yè)管理人員、國家干部和工程師等技術人員；平均每個本地家庭占有住房一套半。從教育水平、職業(yè)和住房三個指標來看，“白發(fā)相親”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做城市的中產(chǎn)階層。

在相親角，知青一代父母如此看重子女的婚姻候選人的學歷、工作和收入，與其自身經(jīng)歷有關。他們走過特殊的人生道路，從下放到下崗，他們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社會生活被耽誤，并遭遇了經(jīng)濟轉型的困窘，因此，他們對生活有著特殊的恐懼。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這代人被赤裸裸地推向市場，下鄉(xiāng)回城拼不了學歷，鐵飯碗被打破被迫下崗，人生的挫折教訓逼著他們要求子女的生活一定是——— 好學歷、好工作、好對象。

在相親角里，有的父母炙手可熱，有的父母則無人問津。在父母之間與子女擇偶有關的談話中，隱含著一個又一個“探底”的企圖。就連已經(jīng)處于中產(chǎn)階級的父母也希望通過相親角上升到更高階層，這來自于他們的歷史焦慮及橫向與同齡人比較后的不安全感。

南都：

從功能角度看，相親角似乎成功率并不高，一些父母幾乎多年長期天天在公園幫忙相親，這反而成為老年人社交的一個方式了。

孫沛東：

成功率低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相親角本身的性質；父母和子女對它的預期和定位；父母在相親角的擇偶策略和步驟。相親角是一個融合著各種欲望、講求實力、市場力量作用其間的婚姻市場，其鮮明特征是市場化的自由交易。在相親角，實力才是硬道理，而它又包括子女的硬實力與父母的軟實力。房子、工資、職業(yè)、戶口、年齡、形象、婚史、性格和屬相等擇偶標準非常具體、理性，完全市場化。父母間有關擇偶的談話涉及一種完全市場化的交易行為，他們已然能熟練地運用市場化的語言。

盡管相親角成功率較低，能夠真正配對成功并步入婚姻的子女寥寥無幾，但是他們的父母仍舊對此樂此不疲。

相親目標已經(jīng)異化，“知青一代”父母的交流才是更為可能地被實現(xiàn)的目的，相親的結果已經(jīng)退居次要位置；通過對相親角的實地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它之所以“人氣”越來越旺，主要是因為它具備了很多潛功能。這正是“白發(fā)相親”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學內(nèi)涵。

首先，相親角是“知青一代”父母社會交往與情感交流的新途徑，相親角成為“情感驛站”，周末來此地權當“短途旅游”，而且在這里可以尋找到“親家朋友。”

其次，在這里，通過其他家長，他們不但了解到與擇偶有關的方方面面的信息，而且這里也成為他們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平臺；再次，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相親角也扮演了單身老人“鵲橋會”的角色，成為中老年人尋找伴侶的平臺；另外，相互之間的熟悉，或多或少減少了外地家長們對于大城市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同病相憐”者彼此之間的傾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內(nèi)心的焦慮與無助等等，因此它成為外地父母建構居住地認同的一個認識性資源；

還有就是相親為兩代人的情感交流提供新話題，因為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異，父代和子代之間的交流相對有限，相親成為雙方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和感情的一個新話題，一個新的共同點和興趣點；最后，對部分子女而言，相親成為一種新型的社交方式。

（來源：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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